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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10-03

程朱理学地位的确立经历了哪些变化?又和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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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行合一,是指客体顺应主体,知是指良知,行是指人的实践,知与行的合一,既不是以知来吞并行,认为知便是行,也不是以行来吞并知,认为行便是知。这是由明朝思想家王守仁提出来的。即谓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在现实中运用此道理,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

  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致良知,知行合一,是阳明文化的核心。

  2019-09-24展开全部明朝的天下是朱元璋率领农民军从蒙元统治者手中夺取的,然而打天下不易,守天下更难。大约到了明朝的中期,明代的帝王已远没有当年朱元璋的那种气象和勤政精神,他们除了知道整天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对于国家政事久已无心过问。国家大事落到了奸人和宦官门的手中。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也开始发生相当重要的变化,人心不古,崇尚奢靡,公开追求物质享受。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这种精况尤为突出,于是一股强烈要求摆脱儒家思想传统的束缚,要求个人意志自由展开的思潮便油然而生,不可遏制。儒家的伦理道理与现实社会开始发生严重的冲突。作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如何面对这些现实,如何对这些现实进行纠正,以回归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的基本要求上来,便是儒家学者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在当时,正在行时的程朱理学虽然势力强大,深得官方的青睐,但由于其思想体系本身的局限性,使其根本无法担此重任。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格物致知、格物穷理思想方法的支离破碎的特征,更使为数众多焦灼于现实的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和望而生畏。他们渴望获得一种能够迅速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便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程朱理学,而向陆九渊的心学靠拢。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最先有意放弃程朱理学,向陆九渊心学靠拢的是陈献章。自从他倡导涵养心性,静养端倪之说开始,明代的儒学思想便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他既是明代复兴陆九渊心学的第一人,也是明代心学尤其是王阳明心学的先驱者。其学总的来说,是以自然为宗,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自得为归旨,并以自得之旨教人。他的所谓自得,即舍彼之繁,求吾之约,然后见吾此心之体隐然呈露。换言之,自得即求之吾心。于是陈献章的心学便自然的是以心为本体,以静坐求心为其基本方法。在他看来,静坐是去掉驳杂支离之病的手段,静坐的目的,是寻见端绪,找到心与理的凑泊吻合处,所以他又有所谓静养端倪的说法。他以为,为学须从静中坐养出个端倪来,方有商量处。不可仅仅凭借书本上的知识。学问之要在于求诸心,只有心静若水,虚明静一,才能达到内外合一,一以贯之的自然、自得的精神境界。此点正是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另一种说法。那就是心即理,静坐求之吾心,而吾心即是理,此理是包摄一切的。

  陈献章心学思想的直接传承者是其及门弟子湛若水。湛若水与王阳明同时讲学,而又各自自立门户,在明代心学的发展史上都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从思想资源的凭借来说,陈献章是继承陆九渊而又有所发挥,并将陆九渊的思想尤其是其主静的思想上推到周敦颐和二程兄弟。其发挥所在则是根据自已对儒家经典的理解甚至是对释老学说的体会和吸收,因而具有明显的开山性质。湛若水则稍不然,他的思想基本上是承袭陈献章的。他所提出?quot;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方法,便被陈献章嘉许为是以自然为宗,达到圣贤境界的可靠途径。陈献章对他说,日用间随处体认天理,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住处也;此学以自然为宗者也。……自然之乐,乃真乐也。宇宙间复有何事?由此可见,湛若水正是把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道,演化为随处体认天理的修养。只是湛若水也不同意陈献章舍书册,弃人事而单纯习静的修养功夫,以为此种方法必将流于禅学。他认为,体认天理只能作为动静合一、体用一致的方法。

  并由此进一步提出勿助勿忘以作为体认天理时所应维持的心理状态,这是对陈献章以自然为宗思想的发展。同时,由于他以体认天理解释格物,这自然与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格物的说法发生分歧。他斥王阳明的格物为正念头之说,并批评王阳明指腔子里而为心。以为王阳明的格物说有不敢信者四,而自信他自已的格物说有可采者五。

  在明代儒家思想史上,湛、王二人各立门户、相互对立是本然事实。但是这样说,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真的视若仇敌。事实上他们二人的个人关系非常好,思想上也有许多相同和相互吸收之处。他们的弟子或学于湛,而卒业于王;或学于王,而卒业于湛。对于湛若水,王阳明曾经评价道:吾与甘泉有意之所在不言而会,论之所及不约而同,期于斯道,毙而后已者;予之资于甘泉多矣。

  对于王阳明,湛若水也有评价:阳明公初主格物之说,后主良知之说,甘泉子一主随处体认天理之说,然皆圣贤宗旨也。而人或舍其精义,各滞执于语言,盖失之矣。故甘泉子学为之语曰:良知必用天理,天理莫非良知,。以言其交用则同也?quot;由此可见,二人的交情不仅深厚,其思想宗旨的互补性也极强。

  王阳明系浙江余姚人,本名守仁,字伯安,曾筑室阳明洞中攻读、讲学,故世称阳明先生。他早年因反对宦官刘瑾专权,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其后任职江西;因赣南农民起义及平定宁王之乱有功,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卒溢文成。他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创立了阳明学派,在中国儒学史上影响甚大。王阳明一生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破山中贼,一是破心中贼。前者谓其农民起义的事功方面,后者谓其建立心学理论体系,?quot;辅君、淑民为根本目的,自以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

  就其思想历程看,王阳明在为学的初期并不是反对理学,崇尚心学。而是从程朱理学的阵营中走出来的一位思想家。黄宗羲在谈到王阳明的学术路程时明确指出其学经历了一个三变的过程。起初,他泛滥于词章之学,继而他遍读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也无所得。及至在贵州龙场驿处于困顿的环境下,穷荒无书,日绎旧闻,方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于是突然悟出格物致知之旨,悟出圣人之道的基本要旨在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只需自求诸心,而不需求诸物。于是喟然叹曰:道在是矣。此即所谓龙场悟道。它怀志看王阳明舍弃程朱,归心于陆九渊,以及其心学思想的基本形成。

  在王阳明学术历程的第二阶段,他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再而专提致良知,以良知为未发、已发,收敛与发散,动与静,知与行合一。在此阶段,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以为儒学发展到北宋周敦颐、工程之后,只有陆九渊的思想简易直捷,有以接孟子之传。而朱熹的那些《四书集注》、《或问》等,乃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说。于是学者翕然从之,世遂?quot;阳明学的提法。

  阳明学术的第三阶段是其居越之后,此时期的基本特点是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如是如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必照,达到出神入化的境地;至于王阳明心学的学理资源,从上所述不难看出主要是出于自得,而非出于师传。他既没有对陆九渊的著作进行过系统研究,也没有从学理上对朱熹的学说进行清算,而是因为其龙场独特的生命环境和生命体验使他突然领悟到儒家思想的真谛决不在于那些书本中的学问,而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受和体验。这是王阳明思想体系之学理资源的独特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完全否认王阳明思想对先前思想资源的继承性。事实上,他虽然在龙场悟道出于自得,但统观其思想脉络,其继承性也并非不明显。一是直接有得于陆九渊。他在《象定山文集序》中极力称赞陆九渊的学说简易直截,有以接孟子之传,认为陆九渊倡导的必求诸心的心学,是继承了儒家孔孟之学精;一之说的传统。在对朱陆之争的评估上,王阳明竭力为陆九渊辩定诬,以为象山之争辩义利之分,立大体,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岂可以掸学去比附之?岂可以禅学尽诬之?据此可见,王阳明之所以竭力为陆学辩诬,主要是因为他对朱子格物之说的支离极为不满,转而倾向于陆九渊简捷明了的心学。

  王阳明心学的学理资源的第二个方面,是受到陈献章和湛若水思想的深刻影响。如前所说,湛若水与王阳明主于同一时期,共同倡导心学,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相当不错。王阳明曾说过:予求友于天下,三十年来,未见此人。湛若水也说,某平生与阳明公同志,他年当间作一传矣。他们二人为学虽各有宗旨,但在倡导心学、主张自得方面则是相当一致的。至于王阳明与陈献章之间的关系,王阳明几乎从不愿意提及,但是如果从其思想的内在理路看,毫无疑问至阳明的思想与陈献章的思想有极其多的相似性和相近性,王阳明受到陈献章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真实的情况可能像顾宪成所说的那样?quot;阳明目空千古,直是不数白沙,故生平并无一语及之。

  1、对伦理道德方面的理解不同。程朱理学完全消除人的欲望,按照三纲五常去约束自己的行为。王阳明心学则主张跟从自己内心的欲望去做。

  2、诞生社会背景不同。程朱理学诞生于封建社会相对繁荣时期,所以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王阳明心学诞生于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开始摆脱儒学思维。

  3、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认知有所不同。程朱理学认为在客观存在的事实下,只能有限度的实现目标,王阳明心学认为只要自己去做再加上自己自己的主观意识大部分可以成功。

  理学、心学都是不适宜当下时代的唯心思想。区别在于唯心的程度,理学属于消极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心学属于自负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理学能在南宋兴盛,离不开连年战火的外部形势,消极怯战的主和派又占据了主力,因此宋代理学的唯心思想受国情影响,是消极的客观唯心思想。

  心学能在明代兴盛,得益于汉人成功驱除蒙元的实情,打得曾不可一世的蒙古铁骑无招架之力,自大自负的心态在明朝蔓延,因此明代心学的唯心思想也受国情影响,是自大的主观唯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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